在1939年，戴笠指示军统局上海区的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袁殊，前往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——策划并执行暗杀汪伪特工总部的头目李士群。接到任务后，袁殊立即开始筹划行动。然而，正当计划即将实施时，军统上海区的区长王天木却秘密投靠了李士群，并将袁殊的行动泄露给了敌人。李士群很快将袁殊捕获，并将他囚禁在76号。面对危机，李士群冷冷地威胁袁殊：“任何反抗皇军占领者的人，必定当场处决，只有选择合作，才可能活命。” 袁殊沉默片刻，叹道：“战争有胜负，今天我败了，听凭你的处置。” 李士群见状，便拿出一大笔钱，试图用金钱收买袁殊：“日本人不会轻易撤回处决命令。” 袁殊冷冷一笑：“你有日本关系，我也有。” 李士群的语气瞬间顿住了，没想到袁殊居然也能反击。紧接着，袁殊冷静地要求李士群为他安排洗澡，端上好酒好菜，还要求联系自己的妻子送换洗衣物来。此时，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从76号离开后，立刻去找了共产党人潘汉年，告诉他：“小袁出事了！”
潘汉年听后，冷静地在纸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递给马景星：“打电话给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，求他出手救人。”这时，大家不禁要问：袁殊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妻子不向国民党求助，而是直接向共产党求援？潘汉年又为何如此有信心地认为，日本人会伸出援手？
展开剩余79%回溯到1931年，潘汉年与助手欧阳新曾赴静安寺一家白俄咖啡馆，准备与袁殊会面。袁殊，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官宦之家，父亲曾是老同盟会会员，后来加入国民党。自幼便有革命思想的袁殊，在五卅运动期间年仅14岁，便参与了大规模的罢工、罢市、罢课游行。大革命时期，他也曾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。之后，他赴日留学，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，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回国后，袁殊在上海创办了《文艺新闻》周刊，受到了鲁迅的关注。
当国民党秘密杀害五位作家后，袁殊毫不畏惧，主动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联手，公之于众，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。后来，袁殊加入了左联，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的文化工作中。1931年10月，袁殊接到潘汉年的召唤，前往静安寺与他会面，潘汉年正式向他发出邀请，要求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面对白色恐怖和叛徒的威胁，袁殊依然坚定加入了共产党。潘汉年对他说：“作为共产党员，你的一切都要献给党的事业，包括你的生命与名誉。”欧阳新也叮嘱他：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身份，哪怕你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，党会始终知道你。”
此后，袁殊被安排进入一个高度机密的前卫组织，工作中他只能与欧阳新保持单线联系。潘汉年明确告诉他，他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。此时，袁殊通过表兄贾伯涛，与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建立了联系，主动示好，表示自己厌倦了左倾活动，想寻求安稳的生活。吴醒亚十分欣赏他，随后邀请他加入了湖北帮。为了专心打入敌人，袁殊逐渐疏远了自己创办的《文艺新闻》周刊，这令与他并肩作战的朋友楼适夷与翁从六感到非常失望。
1932年，《文艺新闻》周刊停刊，袁殊的朋友翁从六误以为是袁殊被当局的严密监视所迫。然而，袁殊并未解释，只是简单地告诉翁从六：“以后我可能会在社会上彻底身败名裂。”而就在这种背景下，1933年，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一个秘密情报股的股长，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。此后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袁殊的工作任务愈加危险，但他依然坚守。
1937年，袁殊在日军增兵上海的危机中，为上海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化装成日本学生，深入日军阵地，通过与日军军曹的交谈，暗中收集了大量情报，并顺利上报，成功为上海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此后，袁殊的名字传遍了上海，但也因此成为了军统的目标，最终被捕。然而，他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脱险。随着战局的变化，国民党开始向后方撤退，而军统头目戴笠则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来执行一些潜伏任务。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向戴笠推荐了袁殊。
戴笠亲自联系袁殊的妻子，让她转告袁殊，次日九点去找他面谈。袁殊在报告给潘汉年后，最终决定接受戴笠的邀请，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，并接到了两个主要任务：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，二是无论局势如何变化，都要坚守在上海。
很快，袁殊便成立了专门的秘密行动小组，专门处理侵略者和汉奸。1937年，潘汉年前往香港，而袁殊则独自一人留在上海，继续执行任务，并取得了显著成果。1941年，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并开始占领租界，疯狂摧毁进步文化力量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袁殊利用自己的身份，成功营救了多名中共党员与进步文化人士。
直到1949年，袁殊仍继续为新中国的情报工作贡献力量。他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，享年76岁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大盛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